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肖林夫妇终于结束了地下经济工作，一共向党中央上交了黄金约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上交了约1000万美元。

  而他们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就希望能够留下三块银元，以纪念这段血与火的潜伏岁月。

  有人说金钱是罪恶的，但在这两位赤诚的员的心中，金钱不是腐蚀人心的毒药，而是战士们的枪弹，是组织每每前进一步的支撑，是后勤不可或缺的粮食和药物……

  在战乱年代，他和数不清金钱打交道，但他的内心只有一个信念：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926年，12岁的肖林在江津聚奎小学念书，1929年进入了求精中学读初中。

  之后，肖林到合川、万县去当小学教员，抗战爆发之前，肖林在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

  因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肖林后来又进入了的逮捕名单之中，为了避风头，他只得前往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

  此时的肖林已经是一位地下交通员，负责给上海救国会和重庆救国会传递信息。

  已经对反动统治失望透顶的肖林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才是真正坚决抗日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为人民利益斗争。

  1939年，肖林来到重庆，寻找自我的同乡、员饶友瑚，在她的介绍之下秘密加入了。

  肖林的一生受卢作孚的影响很大，上海沦陷之后，肖林辗转来到了南京，担任了卢作孚的秘书。

  在抗战期间，卢作孚为抗战做的每一份努力肖林都看在眼里，他陪着卢作孚到各地催调粮食供应，在重庆两次大轰炸期间，一直坚守在那里救助同胞。

  肖林很喜欢写作，在民生公司的时候，他就给公司内刊《新世界》投稿，后来又成为《新署报》的特约撰稿人，也曾向《新华日报》投稿。

  因为有一手好文笔，肖林一直在以写作的方式宣传抗日和救亡的道理，呼吁全民抗日，“肖林”是他经常用的笔名。

  为了打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决定挑选出一批经济方面的专门人才开辟新的经济来源，他们要对绝对忠诚，还可以长期潜伏，以特殊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

  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握着他的手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

  当时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是靠政府拨发的军饷，二是宋庆龄等对友好的人士筹集的支援。

  皖南事变之后，的拨款实际上慢慢的变成了泡影，但物价不断上涨，开支又在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必须要进行经济工作。

  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在钱之光的卧室里，周恩来和钱之光、肖林做了细致的商讨。

  周恩来对他们说：“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要有钱，但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咱们不可以光靠拨款和支援，还要靠自己去开辟财源。”

  周恩来开始和肖林分析：在皖南事变之后，面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经济上困难重重。国统区不比延安，不可能组织大家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咱们就只能做生意，赚钱！

  经过周恩来的解释之后，肖林深刻明白到这项潜伏任务的重要和艰巨。他需要长期经营，和各种人打交道，还要保证资金和利润要严格保密，不能够公开。

  党什么时候需要用钱，就没有办法预测，但只要党需要就要马上去筹钱，要多少给多少，就算是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对不能误事。

  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肖林向周恩来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肖林回去之后冥思苦想了很久，党需要他做生意，但生意从何做起？又要怎么做才能在短时间内积累更多财富？

  当时的肖林还是民生公司物产部的一个小职员，他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在工作之中也很少参加实际操作，真的不知从何下手。

  肖林从重庆办事处领到少量资金之后，就来到了重庆的钱币交易市场，从金融知识开始学起，想要从这里开始着手，学习钱币交易，搞到黄金或者美钞买卖，赚到第一桶金。

  王敏卿娘家是从事药材生意的，也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清秀年轻，对经商也有所了解，早年她在重庆农校念书，后来就加入了地下党。

  1941年4月，肖林果断辞去了民生公司的职务，和王敏卿一起回到了江津，开了一家夫妻商店——恒源字号。

  两人苦心经营，从湖北宜昌三斗坪进口土纱，再从江津转运食糖、柑橘到湖北，他们还代理中国植物油料厂在江津收购彩油，帮新运纺织厂收购原料、承销货品……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倒腾。

  除此之外，他们还想方设法融入军政军特的各个圈子，他们需要深入潜伏，就必须谋求“政治庇护”。

  周恩来对他们说，在潜伏期间，一定要“对外广交朋友，交各方面的、包括的朋友，参加社会上公开的社团活动”等。

  因肖林原来在民生公司的人脉和后来慢慢积累的关系网，运货装船的生意做得非常顺利，很快资金也运转起来，一年下来还赚了不少钱。

  但亲友们对肖林突然经商感到非常不解，他原本就是个文化人，常年和文字打交道，怎么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每次有人问肖林的时候肖林都会笑着敷衍着过去，他们的不理解在组织的任务面前也算不了什么，他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

  1944年春天，肖林和原来民生公司的老友张树霖在上海合作建立了“重庆大生公司”，肖林担任公司的经理。

  重庆大生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五金、木材、药品还有日用百货等。战争年代物资极其匮乏，肖林从江浙等地进口物资，生意十分红火，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些年来，肖林夫妇几乎每天起早贪黑，到处寻求商机，呕心沥血操持着每一份生意。

  但在亲友看来，他们却成了抠门贪财的生意人，发了财也不会多接济家人，自然会对他们有诸多误解。

  肖林夫妇一直谨记着周恩来的话，这些钱都是党组织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革命事业。

  周恩来来到重庆看到肖林的工作成果之后大大称赞了一番，但当时情况特殊，肖林必须到上海去发展，继续从事地下的经济工作。

  1946年5月，肖林的业务基本上已经转移到了上海，8月，肖林成立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名为“华益”，名字的意思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肖林在四川同乡的介绍之下，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一间房子，作为华益的办事处。

  那时候王敏卿刚刚生了孩子，尚未满月，无法跟着一起行动。肖林只能先和爱人分开，王敏卿继续在重庆，而肖林则在上海，两人强强联手，利用原来在重庆的资源，获利颇丰。

  肖林知道连年战乱让四川境内几乎见不到上海货，于是他从上海采购了大量的日用品，比如414毛巾、牙膏、香皂、羊毛衫、被单和等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到重庆，再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

  这些货物都十分抢手，商家谁先到货谁就能赚钱！肖林利用在运输界的关系，已经捷足先登。

  当时山东解放区在上海设有隐蔽经济机构，他们从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和水果等，都要委托肖林出手，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和药品等物资。

  形势瞬息万变，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始终是不变：一定要赚钱，随时需要随时支付。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的黄金、美钞和法币，法币在解放区没有任何作用，完全就是废纸，必须要将这些全部运送到上海。

  肖林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将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全部塞到了油桶里面，秘密运送成功。

  这些美钞后来都给华易贸易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时候使用，法币则由肖林交给了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但是黄金不太好办，因为这些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上面还刻着烟台的字样，如果肖林直接拿到市面上去交易，很容易引起白区警方的注意。

  于是，肖林就找到了专门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将这些小元宝都熔了铸成十两的金条，这样党组织就能方便使用了。

  华益公司和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1946年，一家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驻守青岛的第八军军长李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弥前妻的表弟王肇昌，而王肇昌又是王敏卿的哥哥。

  华益很快就在青岛开设了分公司，王肇昌担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建立了分公司，肖林担任了经理。

  中兴公司的资本都是李弥在青岛负责接收的日伪财产，他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收购了棉纱，然后委托给肖林在上海按照市价出售，得到的利润两家一起分成，当时棉纱的价格一路上涨，他们都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送到上海的棉纱都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船还没有出去，就被青岛政府扣留了，扣留的理由就是有“投机倒把”的嫌疑。

  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和当地的驻军交涉，这批货很快就被放行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遇上麻烦。

  李弥结交肖林之后对他十分信任，在华益和中兴合作期间，李弥的儿子和侄女多次乘坐吉普车从青岛来上海游玩，都是肖林夫妇招待的。李弥的儿子才15岁，喊肖林姨夫喊王敏卿姨妈，因为这层关系，对肖林夫妇也有了保护的作用。

  肖林夫妇也是很重感情的，改革开放后也曾经尝试过托人在美国打听李弥儿子的下落，但一直没有音讯。

  1947年3月，代表团从上海撤退，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个人都套上了马甲或者腰带，里面装的不是东西，全都是金条，加起来有3000多两。

  周公馆撤离之后，肖林夫妇和刘晓一个人单线联系，在地方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时候，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支部的特殊安排。

  1948年3月，特务机关侦破了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随后顺藤摸瓜，在4月初逮捕了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

  这两人贪生怕死，选择了叛变，带领着特务来逮捕自己的同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大批优秀的员被捕入狱。

  刘国定带着特务直接来到了上海，抓的就是在四川工作过的员，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

  肖林和王敏卿随时都可能有暴露的危险，因为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刘国定，刘国定是王敏卿的同学，还是该校的学生会主席，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时王敏卿和刘国定的交流比较多。

  刘国定不念同窗、同志的情谊，下定决定要把肖林夫妇给找出来。组织对两人的保护严密，刘国定没有很好的方法找到两个人的住址和职业。

  但他知道一名叫做吴震的员在上海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子是王敏卿要好的同学，他想要从吴震着手。

  幸好这一条消息被地下党组织提前获悉，赶紧通知了吴震，吴震就立刻转移到了肖林的家中，刘国定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最后急匆匆抓了8位员去重庆领赏。

  吴震后来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这是肖林潜伏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如果刘国定真的通过吴震找到了他们，肖林夫妇可能就会被抓进渣滓洞中，而党的地下经济网络也必然遭受巨大的损失。

  华益一共有两套账目，公开的账目找不到一丝破绽，方便随时来查账；而另一套就藏在他们的公寓里面，除了肖林夫妇之外，所有人都不知道。

  一次上海税务局派人来查账，理由是华益公司有逃税的嫌疑，查来查去什么把柄都查不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肖林和王敏卿夫妇到底为党组织筹集了多少经费，因为兵荒马乱已经缺少了很多资料，所以没人能算得清。

  每次出去送钱的时候，为了混淆视听，肖林夫妇都会穿着昂贵的服装，王敏卿带着精致华丽的首饰，带着公司十七岁的会计王凤祥一同去。

  他们和接款人不会多说一句话，大家都严格按照组织的规定，心照不宣，不会打听对方的情况。

  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要补助，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一些生活窘迫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党组织秘密给予救助……

  解放前夕，不断有民主人士从各地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这些路费都是从地下金库里取出来的。

  1948年上海“申二·二惨案”之中，3名罢工女工被国民政府出动的军警打死，40多人重伤。

  党组织要求肖林立刻拿出一比款项援助斗争在一线的罢工工人，肖林当即就开出了3亿元法币的支票。

  只要组织需要，他毫不犹豫地拿出这些款项，但他自己仅仅留下了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肖林夫妇潜伏这么多年来，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曾经保管着数亿资金，却从未给自己谋取过。

  1949年5月，上海终于解放了，肖林和王敏卿终于结束了潜伏工作，和全市的群众一起欢呼着，迎接着人民的胜利。

  1949年秋天，陈云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钱之光陪同陈云来到了上海，见到了老友肖林。

  肖林回答：“你叫我肖林吧，现在已经解放了，我给自己取了这一个名字。原来我有一个小名，因为家门前有一棵大树，我出生的时候，母亲给我取名为‘树林’。现在解放了，树木才能真正成林，大家就都叫我肖林吧。”

  解放之后的肖林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业务副组长、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经理、上海市商业局副局长、上海市水产局长、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一直到1985年离休。

  80年代，重庆博物馆派人来向肖林征集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地下斗争生活的历史文物，但肖林除了深刻而清晰的回忆之外拿不出任何东西。

  肖林夫妇晚年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的写字台，已经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老物件了。

  肖林和王敏卿经常对后人笑着讲：“我们什么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面，但那是党的财产啊，一分一厘都不能动。虽然我们是在经商，但我们和其他的公司都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